一邊是對與企業利益相關的消費者進行誤導欺詐，另一邊卻大張旗鼓地高調宣傳慈善，將企業社會責任僅僅理解為慈善和公益，是對企業社會責任這一命題最為膚淺和表面的認識。
5名消費者提出“退一賠一”請求
最近幾天，廣東律師陳北元都奔波在法院和他的律師事務所之間，因為再過一周，他所代理達芬奇家具的侵權案就要立案了，據了解，目前廣東共5人向達芬奇提起訴訟。據此前上海工商部門的調查報告顯示，達芬奇家具并未發現原產地造假問題，只涉嫌虛假宣傳，以不實信息欺詐消費者。因此根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相關規定，這5名消費者在法律范圍內提出“退一賠一”的訴訟請求。
今年7月，作為家具行業的高端品牌，天價的達芬奇家具被爆造假，引發了一系列社會反響，加劇了公眾對產品質量的不信任。媒體抖摟“達芬奇”，老板一哭二鬧“設密碼”，工商局調查破譯真相……紛紛擾擾之后，達芬奇事件漸漸從人們的記憶里淡出，然而，誰又來為無辜的消費者申訴？
“截至目前為止，廣東已有5名消費者起訴達芬奇家具，但真正受害的消費者遠遠不止這個數。”北京市盈科(廣州)律師事務所高級律師合伙人陳北元說。據了解，此案訴訟由北京盈科律師事務所代理，其中廣東部分則由陳北元主要負責。
根據北京盈科律師事務所的統計，當時全國各地來他們律師事務所尋求援助的消費者有100多人，廣東地區有大概三十幾個，但最終起訴的目前只有5人。在廣東消費者中，索賠最高的是東莞的劉女士，她購買家具共400萬左右，5名起訴人消耗的本金達500多萬，他們要求索賠的金額預計超過1000萬。
當時，達芬奇家具叫嚷“假一賠十”，但目前廣東消費者提出的訴訟請求則是“退一賠一”。陳北元解釋，根據此前上海工商局的調查，真相跟央視曝光的情況有些不一致，工商局調查報告中顯示，達芬奇家具并未發現原產地造假問題，只涉嫌虛假宣傳，以不實信息欺詐消費者。因此根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相關規定，在法律范圍內提出“退一賠一”的訴訟請求。
事件回放
2011年7月10日，央視《每周質量報告》播出《達芬奇天價家具“洋品牌”身份被指造假》，據了解達芬奇公司銷售的這些天價家具，并不像它們宣稱的那樣是100%意大利生產的，所用的原料也不是達芬奇公司宣稱的名貴實木白楊荊棘根，而是高分子樹脂材料、大芯板和密度板。經過檢測，消費者購買的達芬奇家具甚至被判定為不合格產品。達芬奇家具方面隨后通過微博表示，達芬奇在國內銷售的意大利品牌家具，均為在意大利生產并原裝進口至國內。達芬奇家具后來還召開新聞發布會介紹其在國內的運營以及銷售情況。
專訪陳北元
見證侵權案從“一對一”轉向“大規模”
陳北元代理的經典案例是中國產品質量侵權訴訟第一案——“齊二藥”案。時至如今，仍有不少廣東患者不能忘卻這樣的噩夢——患有重癥肝炎的他們在注射“齊二藥”的注射液后突發急性腎衰竭，甚至有患者死亡。而在陳北元代理此案，受害者得到了應有的賠償，死亡患者的賠償金額也從最初20萬元增至最高70萬元。
當時，“齊二藥”一案的庭審焦點是，作為醫療機構的中山三院是否屬于銷售者并承擔賠償。作為患者一方代理律師的陳北元堅持認為，中山三院在為患者治療用藥過程中，是屬于營利性的，醫院購進藥品的價格與給患者使用藥品的價格存在明顯的價差，具有經營者的性質，亦屬于銷售者。最終，天河法庭判決，銷售者即使無過錯也要對缺陷產品承責，中山三院需和齊二藥承擔連帶賠償責任。
“齊二案”拉開了國內大規模產品質量侵權案的序幕，陳北元也見證了中國侵權案從“一對一”到“大規模”的過程。他告訴記者，以往侵權案的特點是，侵權關系是“一對一”，雖然事件惡劣但尚未引起公眾的高度關注。而從“齊二藥”時間開始，到三鹿奶粉、達芬奇家具等，這類案件的特征是侵犯的是不特定、多數人的利益；在市場經濟高度發達的今天，企業的產品可能跨地區、跨國界銷售，市場占有率越高，侵權的覆蓋面越高，受侵害的范圍也會越大。
推動建立“懲罰性賠償制度”
侵權案在經濟進程中不斷復雜，主角雖然承受著身心的雙重損害，但即便勝訴，補償卻是杯水車薪，這也影響了消費者的維權。
為此，陳北元認為應該建立“懲罰性賠償制度”。我國目前公共衛生危機頻發的現狀下，僅有行政處罰和刑事制裁還遠不夠，必須在民事機制中提高違法成本，懲罰性賠償將會非常有效。“什么叫懲罰性賠償？我經常這樣比喻，填補性的制度是一個蘿卜一個坑，只要把坑填平就行，懲罰性賠償制度是除了填平外，還要加倍、加嚴。
懲罰性賠償制度的提出來源于美國。陳北元介紹，早在一百多年前，美國已經出現了我們如今的亂象。在暢銷書《屠場》里曾描述美國的情景：“壞了的豬肉被搓上蘇打粉去除酸臭味，毒死的老鼠被一同鏟進香腸攪拌機……”后來，美國“現代消費者運動之父”的納德的出現，推動建立了懲罰性賠償制度。再后來，懲罰性賠償制度如一抹亮劍，讓福特等公司“大出血”，有效地制止了企業的胡作非為。
“齊二藥”案后，陳北元和其他四名律師上書全國人大常委會，建議修改《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49條，確立懲罰性賠償制度。當時，懲罰性賠償制度在法律界還有爭議，直到三鹿奶粉的出現終于獲得法律界認同。2010年7月1日，民事侵權“懲罰性賠償”制度寫進了中國《侵權責任法》，并正式開始實施。
該制度主要針對產品質量侵權案件，假如產品質量引起了人身傷害，同時能夠證明企業是明知故犯，受害者可以請求加害人懲罰性賠償。
企業應把消費者當作供養人
近年來，陳北元在工作中發現，不少大企業在發展過程中誤讀了企業社會責任。
“深挖達芬奇我們發現，這是企業誤讀社會責任的最典型案例，一邊是對與企業利益相關的消費者進行誤導欺詐，另一邊卻大張旗鼓地高調宣傳慈善，將企業社會責任僅僅理解為慈善和公益，是對企業社會責任這一命題最為膚淺和表面的認識。”陳北元說。
真正的企業社會責任，在他看來，就是簡單的“盡本分”、把員工當人、把消費者真正當成企業的“供養人”。從國外經驗來看，很多跨國公司都把企業社會責任作為一種文化戰略和價值追求。例如著名的麥肯錫公司就開發了“標簽后的故事”，顧客可以通過商品的標簽追溯其產地、原材料等。“在中國企業還在出售產品和服務之時，國外企業已經在做品牌和價值。”他說。
許多尋找陳北元當顧問的企業家總經常希望通過他的專業知識來鉆法律空子，而陳北元通常都會要求老總以他的模式來構建——既為企業防范法律風險，又讓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社會責任是企業利益的持久來源，可能會為企業帶來超乎想象的無形利潤，當老總們知道這一點之后，他們就會主動地奉行，我也希望一些有先見的企業可以讓我們的團隊為他們培訓。” 陳北元說。
據了解，陳北元是日本經營之圣稻盛和夫的塾生，稻盛的思想深刻地印在他腦海里，他奉行稻盛的“敬天愛人”，也希望把這樣的有術有道的思想傳播給中國的企業家。
5名消費者提出“退一賠一”請求
最近幾天，廣東律師陳北元都奔波在法院和他的律師事務所之間，因為再過一周，他所代理達芬奇家具的侵權案就要立案了，據了解，目前廣東共5人向達芬奇提起訴訟。據此前上海工商部門的調查報告顯示，達芬奇家具并未發現原產地造假問題，只涉嫌虛假宣傳，以不實信息欺詐消費者。因此根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相關規定，這5名消費者在法律范圍內提出“退一賠一”的訴訟請求。
今年7月，作為家具行業的高端品牌，天價的達芬奇家具被爆造假，引發了一系列社會反響，加劇了公眾對產品質量的不信任。媒體抖摟“達芬奇”，老板一哭二鬧“設密碼”，工商局調查破譯真相……紛紛擾擾之后，達芬奇事件漸漸從人們的記憶里淡出，然而，誰又來為無辜的消費者申訴？
“截至目前為止，廣東已有5名消費者起訴達芬奇家具，但真正受害的消費者遠遠不止這個數。”北京市盈科(廣州)律師事務所高級律師合伙人陳北元說。據了解，此案訴訟由北京盈科律師事務所代理，其中廣東部分則由陳北元主要負責。
根據北京盈科律師事務所的統計，當時全國各地來他們律師事務所尋求援助的消費者有100多人，廣東地區有大概三十幾個，但最終起訴的目前只有5人。在廣東消費者中，索賠最高的是東莞的劉女士，她購買家具共400萬左右，5名起訴人消耗的本金達500多萬，他們要求索賠的金額預計超過1000萬。
當時，達芬奇家具叫嚷“假一賠十”，但目前廣東消費者提出的訴訟請求則是“退一賠一”。陳北元解釋，根據此前上海工商局的調查，真相跟央視曝光的情況有些不一致，工商局調查報告中顯示，達芬奇家具并未發現原產地造假問題，只涉嫌虛假宣傳，以不實信息欺詐消費者。因此根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相關規定，在法律范圍內提出“退一賠一”的訴訟請求。
事件回放
2011年7月10日，央視《每周質量報告》播出《達芬奇天價家具“洋品牌”身份被指造假》，據了解達芬奇公司銷售的這些天價家具，并不像它們宣稱的那樣是100%意大利生產的，所用的原料也不是達芬奇公司宣稱的名貴實木白楊荊棘根，而是高分子樹脂材料、大芯板和密度板。經過檢測，消費者購買的達芬奇家具甚至被判定為不合格產品。達芬奇家具方面隨后通過微博表示，達芬奇在國內銷售的意大利品牌家具，均為在意大利生產并原裝進口至國內。達芬奇家具后來還召開新聞發布會介紹其在國內的運營以及銷售情況。
專訪陳北元
見證侵權案從“一對一”轉向“大規模”
陳北元代理的經典案例是中國產品質量侵權訴訟第一案——“齊二藥”案。時至如今，仍有不少廣東患者不能忘卻這樣的噩夢——患有重癥肝炎的他們在注射“齊二藥”的注射液后突發急性腎衰竭，甚至有患者死亡。而在陳北元代理此案，受害者得到了應有的賠償，死亡患者的賠償金額也從最初20萬元增至最高70萬元。
當時，“齊二藥”一案的庭審焦點是，作為醫療機構的中山三院是否屬于銷售者并承擔賠償。作為患者一方代理律師的陳北元堅持認為，中山三院在為患者治療用藥過程中，是屬于營利性的，醫院購進藥品的價格與給患者使用藥品的價格存在明顯的價差，具有經營者的性質，亦屬于銷售者。最終，天河法庭判決，銷售者即使無過錯也要對缺陷產品承責，中山三院需和齊二藥承擔連帶賠償責任。
“齊二案”拉開了國內大規模產品質量侵權案的序幕，陳北元也見證了中國侵權案從“一對一”到“大規模”的過程。他告訴記者，以往侵權案的特點是，侵權關系是“一對一”，雖然事件惡劣但尚未引起公眾的高度關注。而從“齊二藥”時間開始，到三鹿奶粉、達芬奇家具等，這類案件的特征是侵犯的是不特定、多數人的利益；在市場經濟高度發達的今天，企業的產品可能跨地區、跨國界銷售，市場占有率越高，侵權的覆蓋面越高，受侵害的范圍也會越大。
推動建立“懲罰性賠償制度”
侵權案在經濟進程中不斷復雜，主角雖然承受著身心的雙重損害，但即便勝訴，補償卻是杯水車薪，這也影響了消費者的維權。
為此，陳北元認為應該建立“懲罰性賠償制度”。我國目前公共衛生危機頻發的現狀下，僅有行政處罰和刑事制裁還遠不夠，必須在民事機制中提高違法成本，懲罰性賠償將會非常有效。“什么叫懲罰性賠償？我經常這樣比喻，填補性的制度是一個蘿卜一個坑，只要把坑填平就行，懲罰性賠償制度是除了填平外，還要加倍、加嚴。
懲罰性賠償制度的提出來源于美國。陳北元介紹，早在一百多年前，美國已經出現了我們如今的亂象。在暢銷書《屠場》里曾描述美國的情景：“壞了的豬肉被搓上蘇打粉去除酸臭味，毒死的老鼠被一同鏟進香腸攪拌機……”后來，美國“現代消費者運動之父”的納德的出現，推動建立了懲罰性賠償制度。再后來，懲罰性賠償制度如一抹亮劍，讓福特等公司“大出血”，有效地制止了企業的胡作非為。
“齊二藥”案后，陳北元和其他四名律師上書全國人大常委會，建議修改《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49條，確立懲罰性賠償制度。當時，懲罰性賠償制度在法律界還有爭議，直到三鹿奶粉的出現終于獲得法律界認同。2010年7月1日，民事侵權“懲罰性賠償”制度寫進了中國《侵權責任法》，并正式開始實施。
該制度主要針對產品質量侵權案件，假如產品質量引起了人身傷害，同時能夠證明企業是明知故犯，受害者可以請求加害人懲罰性賠償。
企業應把消費者當作供養人
近年來，陳北元在工作中發現，不少大企業在發展過程中誤讀了企業社會責任。
“深挖達芬奇我們發現，這是企業誤讀社會責任的最典型案例，一邊是對與企業利益相關的消費者進行誤導欺詐，另一邊卻大張旗鼓地高調宣傳慈善，將企業社會責任僅僅理解為慈善和公益，是對企業社會責任這一命題最為膚淺和表面的認識。”陳北元說。
真正的企業社會責任，在他看來，就是簡單的“盡本分”、把員工當人、把消費者真正當成企業的“供養人”。從國外經驗來看，很多跨國公司都把企業社會責任作為一種文化戰略和價值追求。例如著名的麥肯錫公司就開發了“標簽后的故事”，顧客可以通過商品的標簽追溯其產地、原材料等。“在中國企業還在出售產品和服務之時，國外企業已經在做品牌和價值。”他說。
許多尋找陳北元當顧問的企業家總經常希望通過他的專業知識來鉆法律空子，而陳北元通常都會要求老總以他的模式來構建——既為企業防范法律風險，又讓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社會責任是企業利益的持久來源，可能會為企業帶來超乎想象的無形利潤，當老總們知道這一點之后，他們就會主動地奉行，我也希望一些有先見的企業可以讓我們的團隊為他們培訓。” 陳北元說。
據了解，陳北元是日本經營之圣稻盛和夫的塾生，稻盛的思想深刻地印在他腦海里，他奉行稻盛的“敬天愛人”，也希望把這樣的有術有道的思想傳播給中國的企業家。
